纵观全球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WLM）史，它无不伴随着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变革，18世纪法国大革命带动了世界妇女运动的第一声，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发表的《女性与女性公民权宣言》成为第一份要求妇女权利的宣言，而她在此不久后被送上了断头台，妇女运动在法国大革命后的一百年时间里都举步维艰。19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使得更多女性能够参与进劳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加之由法国大革命孕育而生的女性主义观念，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女性参政权”运动（women’s suffrage），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推广至全世界。对妇女参政、投票以及其他基本权利的争取构成了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first-wave feminism），亦即“女权运动”的开端，为此后1960年代起兴盛的更为全面且激烈的女性主义思潮奠定了根基。
上海在刚刚过去的4月经历了一场惊变，猝不及防的全域封控似乎成为新的常态，整座城市无奈陷入踌躇。
Longlati基金会写作者收藏委员会的四位成员——陈嘉莹、陈玺安、李素超、袁佳维——特别发起此次分享，谈谈各自在遭遇闭环管理过程中的工作界面与生活方式，试图重新思考与所处空间的关系并从中探索自我的延伸。
借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筑·居·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一文中提出的空间观念——个体必须通过其在空间中的“逗留”来理解其“存在”与“栖居”状态，此次分享以间断性的“驻”作为核心命题来统摄建设性的“筑”与日常性的“住”，并将其追溯到这段时间里所有触手可及之事物及其所属的领域之中。
此次分享亦邀请到与Longlati基金会有所合作的驻沪画廊业者代表——蔡珺珺、Francois Ho、王若琳、周冰心、张哲源——联合发声。
1918年，格鲁吉亚 · 欧姬芙应斯蒂格利茨之邀搬到了纽约，这被视为她职业生涯的拐点：她开始非常认真清晰地对待自己的事业，系统性地作画。在所有绘画题材中，她最关注的题材是花。于其作品之中，似乎勾勒花卉成为了一种放空，她用一种透镜的入微观察，将我们对形体的体验所放大。
1981年，塔拉·玛达尼（Tala Madani）出生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在她生命的前7年，她的祖国处在现代历史最残酷的边境冲突和国家战争中，两伊战争打了八年之久，毋庸置疑成为她心灵中难以轻易愈合的创伤。玛达尼的父母亲一辈是经历了伊朗向现代化和世俗化发展的“白色革命”的一代伊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充满改革意识的伊朗巴列维王朝推行改善经济、提升妇女权力的种种举措，十年之后，霍梅尼建立政教合一的新政府，所有变革被彻底颠覆。伊朗从当时中东地区最开放，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直接跌落成为封闭，落后，贫穷的国家，妇女权利一落千丈。当年可以穿着比基尼在沙滩上享受阳光的玛达尼母亲一辈的伊朗妇女，被重新蒙上面纱。
1962年8月15日，美国女影星玛丽莲·梦露在洛杉矶布伦特伍德公寓的卧室内被发现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彼时的舆论普遍猜测梦露之死是由于她卷入了肯尼迪家族的政治黑幕，而传说中记载有她与肯尼迪兄弟“枕边谈话”的日记也不翼而飞；并且就在死亡之前，梦露还曾打电话给好友西德尼·吉拉罗夫声称自己知道一些“危险的秘密”。或许，这场情欲与死亡的风波催化了某些历史的发生，就在梦露去世的一个月后，1962年9月12日，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在莱斯大学的体育场发表了美国进军太空的激昂演讲，他向世界宣布：
“我们将选择登月，我们选择在这个十年登上月球，不是因为这件事很简单，恰恰是因为它很困难……这个挑战是我们乐于接受的，是我们不愿意推迟的，是我们志在必得的，其他的挑战也是如此。”
文章开始，我想有必要先阐明有关本文里论述的“少数族裔”(ethnic minority)的基本概念：它通常用来泛指在肤色、种族，亦或国别、宗教和文化根源上不同于他们所居住的国家或地区中占据主导的那一群体。在西方社会的语境下，与“少数”相对的“多数”(majority)往往是由语言、宗教、文化、政治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组成。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此讨论的“少数族裔”，不同于中国社会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更是全球语境下在文化政治层面与历史上主导型（dominant）的“西方”世界（the West）形成对比的，包括现生活在“西方”的地区原住民、侨民或移民在内的群体。
近几年的艺术界已经很少继续使用“后网络”这一词语，想来也不过是五六年的时间。大概在2014以及2015年 “后网络”这个词似乎迎来了它逐渐销声匿迹的最后的巅峰时刻。究其原因，大概因为“后网络”一词本身所定义的内涵就十分模糊，它的“后”并没有和其前身“网络艺术”有着清晰的界限，所以不是关于如何“后”的，更像是关乎互联网本身的；另一个原因则是，2000年代中叶的时间节点去观察互联网有新鲜感，而一种新兴的媒介总有成为艺术媒介的可能，但2010年代中叶之后，互联网已经深入/伸入到了每个人的最平庸的日常，甚至从第二身份过渡成了第一身份，因此，再继续沿用“后网络”及其定义、风格等，则完全成为了一种不必要的赘述。
在印度籍学者Gayatri Spivak 1985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底层人能发声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 Spivak继续葛兰西在她之前揭露的西方资本主义对“底层阶级”在心智和理论上施展的文化霸权主义，呼吁在西方中心主义外围的南亚学者展开对西方殖民主义母体的批判。这个去殖民主义的进程，近年来通过在西方社会的“底层阶级”——包括女性、少数族裔、性少数族裔等社会弱势阶层——发起的社会运动，诸如，“MeToo运动”、“黑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运动”，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发酵传播。
重思主客关系的课题，对于艺术而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与材料（物、对象）的逐渐显现不无关系。尤其在雕塑实践中，材料前所未有地以具体的实态反抗着制作者，似乎在为长期的隐没作出报复。我们曾经关心雕塑的形象、语境或观念，却几乎不曾关心其材料。无论古典雕塑家选择的是金属、木材、象牙、石头还是陶土，都不会过于影响我们对作品的理解。材料在这些创作中，是毫无内涵的质料、尚待雕琢的半成品，永远等候着一个主体为其赋予意义与形式。
拟像、仿真显现出的隐喻及象征，和丈量尺度（距离）的探讨在沃恩·斯班（Vaughn Spann）和夸尔斯（Christina Quarles）的作品中都能对号入座。他们没有走向单纯的屏幕视觉，因此绘画中作为人类情感传递和捕捉图像达意之间的灰色间离地带，是今天有必要作文探讨的根本所在。屏幕化图像在转译到架上的同时，如何放大其中的量场和精神维度是这一代艺术家共同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