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迪·芝加哥来到泸沽湖——回顾2002年的一场艺术运动

 

1998年，在伦敦读书的卢杰在反思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缺乏历史观、哲学、文化研究理念的状况时，想到了以“长征”这样一个结构去重新回顾、思考、重走，把历史与当下串联在一起的艺术行动。这便是日后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长征计划”诞生的渊源。卢杰提出“将当代艺术放置于人民群众当中去进行相互校验，改变当代中国艺术与生活脱节、与大众的需求脱节的圈子化精英主义现状，创造富有生机的文化艺术局面”[1]的理念，尽管不乏其理想主义精神，对于卢杰的理论研究学者身份和“长征空间”创始人的身份，长征计划的浪漫性和它的严肃性，学术性和它的草根性，政治性和它的社会性，观念性和它的可视性…在2002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化的发展最为迅猛的时间节点上的启程，都让今天重新审视这场具有宏大野心的艺术运动的初衷和传承意义重大。

 

 

从一开始，“长征计划”20个站的安排就自然地把全球化语境里面最关键的当代艺术的20个问题提炼出来，站在延安时代的“女权主义”的认知发展出来的“第6站 云南/四川 泸沽湖” ，邀请到美国女性主义艺术运动中重要的领军人物，时年63岁的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参与。从长征计划的沿途报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年发生在云南边陲的那场女性艺术激浪运动：朱迪·芝加哥以“假如女性统治世界”为题邀请中国女艺术家参与合作，策展人卢杰、邱志杰向朱迪建议，实现十二名艺术家的创作，将所收到的三十几份方案全部以文本形式展示。在2002年7月24-30日之间，朱迪·芝加哥同长征计划的策展团队和一批参展的女艺术家，经历从美国到中国，在昆明-丽江-泸沽湖之间的跨越，途中遭遇从身体状况到文化差异的各种考验，完成了“泸沽湖——朱迪·芝加哥与中国女艺术家对话”的艺术项目。

 

 

这次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发生的重要国际合作项目，将女性主义艺术的开山鼻祖空降至一个“世界最后一个母系氏族部落“摩梭人的聚居地，提出一个“假如女性统治世界？” 的意识纲领，由中国女性艺术家作出回应…这一切组合如果放在一部电影情节中，都可以称作是谈论女性权力地位的顶级豪华阵容。1979年，朱迪·芝加哥以作品《晚宴》（The Dinner Party) 创立了一部以女性历史为中心的“创世神话”。芝加哥用39名历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女性回应圣经中耶稣的13名男性门徒，在一个摆放成三角形的晚宴大厅中，用像蝴蝶或花朵一样的女性生殖器形状的陶瓷餐具和刺绣餐巾等与女性劳作关联的材料，向男权占主导的文化史，艺术史发出挑战。在作品出现后的半个世纪里，《晚宴》持续生长，每一次作品在艺术机构的展览，朱迪·芝加哥都号召当地女性参与到展览中，持续将《晚宴》中象征女性和平等的三角形在与现实的对话中伸展下去。

 

 

 

朱迪·芝加哥曾经说，她不相信艺术能够改变世界，但她相信艺术能够赋予人改变世界的力量。组织社区妇女的参与和讨论是她一贯的工作方法，当她把加入“长征计划”的提议：“假如女性统治世界”投掷在泸沽湖岸边的时候，一个历史的回音让这一切如同应景而生。泸沽湖边的摩梭人直到今天仍然保留着女权制家庭形式，家中的老祖母是一家中的最高首领，成年女子与男子以“走婚”的形式维系关系。在这个没有“父亲”称号的族群中，孩子出生后随母亲的姓氏在母亲家中成长，而父亲以舅舅的角色承担自己姐妹的孩子抚养的责任。在这样一个人类学特例的地理环境中探讨女性统治世界的假想，历史与现实的撞击或许才是这次艺术行动的真实回音。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真正讨论女性参政的权力仅仅是近一百年的话题，妇女参政的前提，首先是女性从男性的妻子和女儿的地位争取到公民权的斗争，中华民国创立以来，早期妇女参政活动家为争取男女平等的天赋权利，不仅要与社会固有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性观做对抗，就是在以民主进步为宗旨建立起来的民国宪法，也将性别平等有意识地排除在外[2]。直到1936年的《二五宪法》，才明确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平等关系，中国妇女第一次拥有了选举权。比起西方的姐妹们，我们晚了至少20年。[3]

来到泸沽湖，朱迪·芝加哥摆出来一系列有关“假如女性统治世界”相关的中英双语问句，印着“女人可以统治世界吗？女人能引起战争吗？女人能拥有私人财产吗？等中英文问题和图案的旗帜，在摩梭人聚集的落水村里的山庄铺展开来。如果20年前的泸沽湖还保留着人们对母系社会的想象，那里没有性别歧视的世外桃源传递给外界的奇异想象，已在这些年泸沽湖如织的游客潮中被冲洗得差不多了吧。我想到几年前曾赴过住在上海市中心法式洋楼里的杨二车纳姆的晚宴，神秘摩梭人的传奇经她的传记文学《女儿国》引发世界的关注，眼前那位气场宏大的摩梭女也从书中那个7岁才第一次穿鞋子的小女孩成长为踩着名牌高跟鞋纵横海内外的国际名媛。当以朱迪·芝加哥为代表的上一代女性主义活动家坚持用行动将女性经济、文化地位的问题融入社会关注话题的时候，新一代女性活动家热衷的是营造自我形象，将自己打造成创造经济利益的IP。

 

 

当年在泸沽湖上实现的作品，大多数是直接回应泸沽湖、摩梭人的在地性，回应朱迪·芝加哥的提问的行为、装置、绘画和影像作品。今天，浏览这批参展艺术家的名单和当年作品的文字图像的记录，不能不说，许多人的名字看上去相当陌生。经过一番研究，把我的几点个人观察与读者在此分享：

第一，大多数当年的参展艺术家虽然今天仍然坚持艺术创作，只是大多以其学院教师的身份，更多地出现在“体制内”的展览中。例如出生于1957年的甫立亚，在泸沽湖做了名为《水问》的行为表演，直接对天大喊发问：“假如女性统治世界”，邀请当地摩梭人与芝加哥席地而坐参与表演，作品有着强大的爆发性和感染力。成为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的甫立亚，参与过一系列官方主办的女性主题群展，对自己的角色定义，她曾经说：“艺术只是一本跟我一辈子的笔记本、日记，我首先做好妻子和母亲这个角色”[4]。

 

 

 

当年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艺术家苏茹娅以摩梭人男女合欢的船为载体，向水面撒花瓣，作品《女神山——永远的新娘》体现自然与人的天然合一，颇有萨满气息。苏茹娅1967年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身兼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称。她用重彩细工在粗励皮纸描绘服饰繁杂，表情微妙的蒙古人的工笔画，独具表现力。苏茹娅视艺术为信仰，就在2021年4月，她的大型个展“至真至美——苏茹娅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在传统技法与心灵追求之间表达自我。

 

 

第二，情感经历、精神体验、日常感受是当年的女性艺术家对芝加哥提问的回应，例如徐飒的绘画《经济时代女性系列》，把目光投向特殊的女性群落，二奶或是发廊女，都是欲望与金钱交织的场域；来自陕北的郭凤仪的绘画，以素人通灵的神秘性，模糊了绘画的精神性与宗教体验的边界；来自重庆的李姝睿沿湖面排列安装罩着文章的帐篷，邀请观众去感受不同境界的见山见水的禅宗体验，作品效果浪漫、平和而和谐。时至今日，李姝睿成为用喷枪创造光谱艺术的最为人熟知的艺术家。在泸沽湖做行为的苏亚碧，今天也常以塑造身边的日常之物的雕塑作品，在国内外大地艺术节上出场。女人对世界的感受仍然是中国女性艺术家的重要出口。

 

 

第三，身体是战场。1959年出生的昆明女艺术家孙国娟，是当年参加芝加哥的项目中经历颇为丰富的艺术家之一，她常以朝鲜人的身份自居，表达对她的朝鲜裔的父亲的追忆。她将这份回忆的甜蜜感觉转化成自己身体和糖的关系，象征爱与甜蜜的白糖涂在身体上，对家和父亲的回忆，对童年老屋的记忆，用糖记录时间侵蚀生命的过程。至今，艺术家的糖的系列依旧在继续中。

最后，为大家提供一个虽然未参加芝加哥的泸沽湖项目，但也是长征计划中一名重要艺术家肖鲁的作品《精子》，2006 年5月，时年44岁的中国艺术家肖鲁在结束了长达15年的痛苦恋情之后，得知自己仍有机会怀孕生子， 怀着成为母亲的强烈愿望，她创作了装置行为作品《精子》。从5月21日至23日， 肖鲁在长征画廊内一台CM-M型温控仪和放着12个空瓶子的搁物架旁，请求男人们捐精。直至项目结束，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敢捐精。据肖鲁回忆，有人愿意在跟她发生关系后给她捐精，因为他们不接受成为女人的生育工具。让肖鲁的《精子》计划难以实现的还包括，在中国未婚妇女接受试管受精是违法的。

 

 

让肖鲁的作品格外具有现实意义的是，今年1月，演员郑爽与男友分手的娱乐新闻揭开了“代孕“这个隐秘的产业，对于郑爽和前男友”代孕弃婴“的声讨，从网络热搜和吃瓜群众对他们的道德谴责很快就上升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点名批判，评郑爽代孕不是私事，与法不合，有违社会主义公德；这样的演员，私德有亏。连人民日报及央视都以“漠视生命，令人发指”的慷慨檄文，讨伐“代孕弃养法律道德皆难容”的郑爽。很难想象，在世界其他地方会有另外一个政府，一个官方媒体会如此关心发生在一个年轻女演员的情感世界和一个不知名的母亲子宫里的事情。

与此同时，来自文化整改部门对于艺术中表达性、身体内容的限制和干预，仿佛是历史走廊中的倒退回音。1920年在上海美专执教的刘海粟，因为雇来了第一位女子人体模特儿而接到当年国民政府警察厅的禁令；2021年春日，我在北京画廊周上看到，中年艺术家庄辉手持铜锣在戈壁滩上裸奔的影像作品，被马赛克一路跟踪关键部位。下一次，如果朱迪·芝加哥的代表作落地，该如何遮掩39个绽开的外阴呢？

文 / 王凯梅

 

注释

[1]雅昌艺术网对卢杰的采访，标题为《我的长征计划》，2011-07-01，http://contemporary.artron.net/20110701/n175465.html
[2]1912年2月，中国早期女性运动家唐群英集合20多位妇女想参议院提交请愿书，要求宪法明确规定两性平等，要求男女友同等的权利参加投票和选举。然而3月11日发布的新《宪法》，只强调了无论宗族、阶级或宗教的平等。失望的女性活动家们闯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抗议，制造了著名的流血事件。参考 Louise Edwards, “ Gender, Politics, And Democracy— Women’s Suffrage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3]世界第一个女性获得选举权的国家是英联邦属的新西兰（1893），1913年前后，北欧的芬兰、挪威、瑞典相继赋予女性选举权。
[4]【雅昌专稿】漫步春天百花间 那些女性艺术家的喃喃“花语”， 2016-03-07， https://news.artron.net/20160307/n820299_1.html